華奧星空訊 第三十屆夏季奧林匹克運會日益臨近，關于舉辦奧運會利弊得失的衡量頻頻見諸報端。近日，網(wǎng)絡上流傳的西方某通訊社拍攝的一組北京奧運會場館后續(xù)利用的圖片在坊間引起熱議，而來自英國倫敦的卡斯商學院特邀其非營利部門管理學講師，慈善、捐助及社會投資高級研究員彼得•格蘭特博士（Peter Grant）認為，“從社會和政治視角考量，奧運會無疑將更加重要。它帶來的國民幸福感也是無法量化的，而且在目前的經(jīng)濟形勢下更為珍貴。”

　　2012倫敦奧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•科曾發(fā)表過觀點看法,認為奧運會帶來的經(jīng)濟影響是“非凡的”。從倫敦申奧開始，英國政客和奧運會組織者也一直在強調(diào)這一點。

　　不過，在格蘭特看來，這兩方面的理由幾乎是站不住腳的。喬爾吉斯•卡維茲索斯（Georgios Kavetsos）和斯蒂芬•澤曼斯基教授（Stefan Szymanski）在《國民福利與國際體育活動》中對多項重大體育賽事進行了分析，他們的這項知名研究顯示，此類賽事為主辦國帶來的經(jīng)濟效益基本上是不足掛齒的。同樣，倫敦申奧的其他理由也大致如此，比如它會提高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群參與體育運動的積極性。

　　大型體育賽事所帶來的長期綜合經(jīng)濟效益及體育運動參與度的提升實際上無足輕重，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。2008年的媒體報道顯示，英國政府文化、媒體和體育部（DCMS）早在2002年的一份內(nèi)部報告寫到：對重大賽事聲稱能帶來多種預期收益的量化證據(jù)是很薄弱的……這些賽事和社會活動的意義更在于歡慶而非經(jīng)濟回報。

　　這是否意味著奧林匹克悲觀主義者的看法是無誤的，即舉辦奧運會完全是一種浪費，應該把這些資金投入到產(chǎn)出更高的部門？

　　格蘭特的回答是“不”。盡管可能缺少經(jīng)濟和體育方面的效益，他的樂觀看法來自于更廣闊的歷史角度。

　　從起源開始，古希臘奧運會就是一項社會、宗教和政治活動，而非著眼于體育或經(jīng)濟利益。我認為,自從奧運會從1896年得以復興之后，這一趨勢在不斷強化。作為兩站里程碑，墨爾本和悉尼兩屆奧運會為澳大利亞提供了舞臺，展示其作為后殖民時期一個重要國家的崛起。東京、墨西哥城、首爾、北京以及2016年的里約熱內(nèi)盧奧運會也同樣是一種象征，它意味著這些國家登上了“世界舞臺”。

　　對其他發(fā)達國家來說，舉辦奧運會的動機可能更多是為了證明他們依然是世界強國，在世界事務中擁有話語權，有足夠的實力舉辦全世界最復雜、規(guī)模最盛大的賽事。

　　“因此，只是把奧運考慮做一項體育和經(jīng)濟活動是一種狹隘的觀點。從社會和政治視角考量，奧運會無疑將更加重要。它帶來的國民幸福感也是無法量化的，而且在目前的經(jīng)濟形勢下更為珍貴。”